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夏衍 著,沈宁,沈旦华 编
出版社: 中华书局 ISBN:9787101111804 版次:1 商品编码:11882839 品牌:中华书局 包装:精装 开本:32开 出版时间:2016-01-01 用纸:胶版纸 页数:340 套装数量:1 字数:230000 正文语种:中文
夏衍是著名文学家,电影、戏剧作家,文艺评论家,翻译家;中国左翼电影运动的开拓者、组织者,同时在外交、统战、秘密工作和文化领导工作诸多领域也有杰出的成就。夏衍的一生见证了新文学运动的兴起和蓬勃发展,也见证了中国20世纪的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夏衍的书信是了解夏衍一生的创作、工作、交游、活动的第一手资料,弥足珍贵。
☆在95年的人生路上,夏衍对自己、对家人、对时代和国家的感想和反省
夏衍活了95岁,见证了20世纪中国的风云变幻,自身也经历了文革的打击,落下残疾。在给亲人、朋友、老部下的书信中,处处可见他对自己一生的总结、反省,对家人、朋友的关爱、挂念,对整个时代的思考、反省,是20世纪新中国文化建设者的自我总结,从中也可见老一辈作家、文化工作者的朴实、平和的优秀品质。
夏衍的一生,经历了赴日留学,经历了新文学运动,经历了新中国的建立,经历了“文革”和改革开放,可说是曲折的一生。夏衍的书信除写给家人之外,更涉及邓小平、周扬、潘汉年、钱歌川、黄苗子、李子云、王元化、陈白尘、于伶、洪深、萧乾、陈子善等等,是了解20世纪中国文化和社会变化的重要资料。本次出版在《夏衍全集》书信卷的基础上又增补了新发现的夏衍佚简若干,可为研究者提供新的研究材料。
我们的爸爸夏衍(代序)
1931年(1封)
1939年(1封)
1940年(1封)
1941年(1封)
1947年(1封)
1948年(1封)
1951年(3封)
1952年(2封)
1953年(1封)
1954年(2封)
1955年(1封)
1956年(2封)
1959年(1封)
1962年(3封)
1963年(1封)
1964年(1封)
1975年(9封)
1976年(8封)
1977年(14封)
1978年(13封)
1979年(10封)
1980年(6封)
1981年(13封)
1982年(24封)
1983年(21封)
1984年(24封)
1985年(9封)
1986年(18封)
1987年(28封)
1988年(14封)
1989年(26封)
1990年(16封)
1991年(10封)
1992年(2封)
未署年(57封)
祖安同志:
沈宁告诉我你打来了电话。承关注,甚感。
关于捐献文物的事,以及“一不要发奖金,二不要给奖状”,这是我的宿愿。此等身外之物,送请国家保存,比留给子女好些。我当时收藏这些东西,除了个人爱好之外,也有一点怕文物流失到外国的意思。和我同时跑琉璃厂的人,如田家英、邓拓、李初梨等,都有这种想法。所以献出之后,就算了却一场心事也。
我收藏东西很杂,不成体系,所以汪济英同志来时,我谈过是否展出,一切由“浙博”酌定,我没有意见。因此,文物局的《情况反映》所说的“准备出版选集”,我看没有什么必要。
您如方便,请和文化厅或“浙博”的负责人把我的意思告诉他们,目前出版事业困难很多,千万不要让他们背这种赔本的包袱。
还有一件事,即我的收藏今春中国画院借去展览过一次,后来就有不少人找上门来,要和我合办展览,也有人希望我捐献给这个“馆”、那个“社”的,所以“浙博”入藏之后,是否可以通过新华社发一条消息,让人家知道我已经捐出了,省得别人再来打主意——周培源的文物捐献给故乡之后,也是这样办的,是否可行, 请酌。
至于“浙一师”之事,我的确和汪济英同志谈过,现在有点后悔,我太多管闲事了!管多了,不仅干涉“内政”,这类事甚至有“地方主义”之嫌也。所以你知道就是,不足为外人道也。
您的健康情况如何,入冬务希珍摄。匆此问好!
夏衍 十一月八日(1991)
致 陈 白 尘
白尘同志:
柯灵同志来信,奉呈一阅,这些都是过去的事了,越计较就会越麻烦,于公对此也有过分之处,但我也无法劝阻。除复柯公一信,劝他息事宁人之外,望你也能在适当时候婉言几句,同时,对“史”的写法分寸上,盼能严守实事求是方针,千万不要受双方意气之争的干扰为好。匆匆问好,在苏、在宁都承照拂,甚感。遇刘、惠、匡、陈时,乞代致谢。
嫂夫人均此。
夏衍 五、七(1984)
附录:
夏公:
姑苏一面,看到您好精神矍铄,十分高兴。现在您想已安返北京了。
这次开会,有一件我万万料不到的事,就是于伶同志对我含沙射影的攻击。我觉得有必要向您说明一些情况,通一通气。
1981年12月,我应香港中文大学之邀,参加现代文学研讨会,写了题为《上海沦陷期间戏剧文学管窥》的论文(后来收在《剧场偶记》一书中)。我作此文,原因是(一)中文大学的讨论题明确规定为“四十年代华东华南文学”,因此我只能谈沦陷期间的戏剧文学。(二)我只在沦陷期间参加戏剧活动,自然只能谈我所知道和熟悉的。而且“孤岛”时期和沦陷时期情况不同,各有特点,也不宜混为一谈。(三)“孤岛”时期的戏剧,谈者已多,而沦陷时期的戏剧,从来无人谈过,我觉得有谈一谈的必要。当我定题和写作时,也曾考虑到:“孤岛”剧运是于伶领导的,不提于伶和“孤岛”剧运,他可能不高兴。因此我在论文里开宗明义,说明论述的范围,限于沦陷时期,而且强调指出:话剧的繁荣和职业化,“孤岛时期奠定了基础,沦陷时期是它的继续和发展”。指明沦陷时期的戏剧,遵循的是“中国进步话剧运动的轨道”。丝毫也没有抹煞“孤岛”话剧成就的意思。原文俱在,可以复按。而且我本身亲历“孤岛”风雨,所写宣扬党领导“孤岛”战绩的文字,就有多篇。最近为阿英的剧本《海国英雄》作序,就特别提到《阿英剧作选》:“篇首有夏衍和于伶同志的序文,他们或是阿英同志的世纪同龄人,或同为‘孤岛’剧运的创导者,长期并肩作战的‘生死患难交’,序文中对阿英同志有周详恳切的介绍,读者可以参阅。”还特别将此事告诉了于伶。我对“孤岛”文学、戏剧的论点,白纸黑字,深信绝不会引起任何误解,我怎么也想不到,我谈沦陷时期的上海话剧,会招来于伶如此强烈的不满。
我和于伶素无芥蒂,一直把他当革命前辈看待,而且因为您和他的关系,我特别对他尊敬,表示亲近。但在一年多以前,我逐渐感到了他对我的隔膜和嫌隙。去年春,白尘来信约我到南京参加《中国现代戏剧史》编写讨论会,信里明说,他已请于伶通知我,但于伶对我只字不提。后来我到于伶家里看望他,他不在,我问柏李,老于去了哪里,柏李含糊其词,不肯告诉我。事后我知道,是因为迎取潘汉年同志的骨灰,去了湖南。于伶去哪里,当然没有告诉我的必要。但运骨灰并非什么机密事,我专程登门拜访,而竟采取这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态度,这就充分证明了对我的有意冷淡。此外我又看到,于伶写回忆文章,谈到三十年代的“影评小组”,遍提所有的成员,就是不提我;他谈“孤岛”剧运,说得到文艺界的支持,当时在上海的作家几乎都提到了,就是不提我,而那时上海剧艺社主持的《戏剧周刊》,就是在《文汇报》发刊的,有些重要的戏剧评论文章,就发表在我编的副刊《世纪风》里。我绝不是要借重于伶替我作政治或业务鉴定,我深信这是您可以理解的,但于伶这样的故意抹煞事实,却分明地表现了他对我的不友好态度。最奇怪的是,他对我出版作品和发表文章,也表示不快,告诉凌鹤说:“柯灵一年要出几本书(这不是事实),有人要他的文章,也有人要出他的书。”但于伶虽然这样对待我,我一直不以为意,并且将信将疑,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。
这次去苏州以前,我又特别跑去看他,送给他《散文选》,希望消除隔阂。我扪心自问,从来没有任何对不起他的地方。但他一到苏州,我就看出他对我的抵触情绪,形诸辞色,已经到了爆发点。四月二十六号晚间,我和白尘等六人到南林宾馆看您的时候,谈到上海筹开文代会的事,于伶就一再指着我说:“你不是去参加了吗?”意在向你暗示,我是参与其事的。第二天下午,有您参加的戏剧史编写讨论会上,他索性借题发挥,什么“论客”,“两面派”,“挑拨是非”,“当面一套、背后一套”的混骂。我耳聋,听不大清楚,这类污水,也泼不到我身上,我只是不明白,他何以如此激昂。后来忽然听到说:“有人说只有1941年以后才有话剧。 ”这才起了疑心,立刻问在我身旁管录音机的陈雪岭(编写组成员),于伶说的确是这句话。我感到奇怪,谁能发表这样缺乏常识的议论呢?会后我问了葛一虹,他是否看到过这类文章,他说没有。因为他刚读过我的《上海沦陷期间戏剧文学管窥》,问他此文论点是否有什么错误偏颇,他认为论点是公允的。我另问熟悉戏剧界情况的编写组成员马明,他也说没有听说过类似的文章或议论。我再次向陈雪岭了解,据说于伶当时说的是:“有人说三十年代上海没有文学和话剧,只是到了 1941年以后,有了钱钟书和杨绛,才有文学和话剧。 ”当天晚上,陈雪岭为了核实材料,专访于伶,了解这种议论或文章的出处。于伶说不出来,但又大骂了一通费穆。这样一来,谜底揭晓,事实就非常清楚了:我在《管窥》一文中赞美了杨绛,在《散文选》中又有一文揄扬钱钟书,这就是于伶歪曲为“有了钱、杨,才有文学话剧”的由来。夏志清在《中国现代小说史》中捧钱钟书,夏是反共的,所以于伶在会上又攻击说:“已经知道他是反共的,还多说什么呢?”我在《管窥》中肯定费穆的爱国主义,于伶就在会上和会后骂费穆。这实际都是拐了弯骂我。我这才完全弄清楚,于伶深文周纳,指桑骂槐,目标是针对着我的。
我历尽沧桑,余年无多,只想写点东西,他无所求。而这种事情,完全是非所逆料的。但于伶这样捏造事实,公开攻击的场合是在《中国现代戏剧史》的编写讨论会上,而且当着您(“左联”主要发起人和领导人之一),当着几位左翼戏剧运动的前辈,和当代专业话剧史研究者的面,真可谓“辣手辣脚”了。根据于伶善于冲动的习惯,估计他还不会善罢甘休,可能到处乱说,弄得飞短流长,在不明真相的人中间,无端陷我于不义。我考虑再四,临离苏州前,和白尘谈了,并向他表示,也将和您通一通气,目的是息事宁人,希望不再节外生枝。白尘分析说:于伶对我不满,可能有历史原因。那就是说,于伶对黄佐临和“苦干”不满,我偏偏参加了“苦干”,而又写文章肯定了“苦干”和黄佐临的艺术成就。这大概是实情,但这也未免太使人作难了吧!白尘又说:“我们还以为你耳聋,听不见,也就过去了。”不幸我恰巧听到了关键性的一句话。世上的事,有时也真不可究诘。
您这次在苏州会议上的讲话,普遍的反应是胸襟开阔,立论公允,雅有老革命和艺术家的气度,感到很受教育。于伶已到望八之年,长期追随着您,而竟如此褊狭和不近人情,我真代他感到遗憾。
附呈《剧场偶记》,备参阅。为了这无中生有的烦恼,累您花宝贵的时间精力来读这封信,我很抱歉。
此致
敬礼,并祈
珍摄
柯灵上 1984.5.2
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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春秋逝去的贤者:夏衍书信-so8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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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书介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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夏衍 著,沈宁,沈旦华 编
出版社: 中华书局 ISBN:9787101111804 版次:1 商品编码:11882839 品牌:中华书局 包装:精装 开本:32开 出版时间:2016-01-01 用纸:胶版纸 页数:340 套装数量:1 字数:230000 正文语种:中文
产品特色
编辑推荐
☆反映夏衍从事文学创作、文化工作的一手资料夏衍是著名文学家,电影、戏剧作家,文艺评论家,翻译家;中国左翼电影运动的开拓者、组织者,同时在外交、统战、秘密工作和文化领导工作诸多领域也有杰出的成就。夏衍的一生见证了新文学运动的兴起和蓬勃发展,也见证了中国20世纪的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夏衍的书信是了解夏衍一生的创作、工作、交游、活动的第一手资料,弥足珍贵。
☆在95年的人生路上,夏衍对自己、对家人、对时代和国家的感想和反省
夏衍活了95岁,见证了20世纪中国的风云变幻,自身也经历了文革的打击,落下残疾。在给亲人、朋友、老部下的书信中,处处可见他对自己一生的总结、反省,对家人、朋友的关爱、挂念,对整个时代的思考、反省,是20世纪新中国文化建设者的自我总结,从中也可见老一辈作家、文化工作者的朴实、平和的优秀品质。
内容简介
在给宋振庭的信里,夏衍说:“任何一个人不可能不受到时代和社会的制约,我们这一辈人生活在一个大转折的时代,两千年的封建宗法观念和近一百年来的驳杂的外来习俗,都在我们身上留下了很难洗刷的斑痕。”夏衍的书信,正是反映这个大转折时代的第一手资料。夏衍的一生,经历了赴日留学,经历了新文学运动,经历了新中国的建立,经历了“文革”和改革开放,可说是曲折的一生。夏衍的书信除写给家人之外,更涉及邓小平、周扬、潘汉年、钱歌川、黄苗子、李子云、王元化、陈白尘、于伶、洪深、萧乾、陈子善等等,是了解20世纪中国文化和社会变化的重要资料。本次出版在《夏衍全集》书信卷的基础上又增补了新发现的夏衍佚简若干,可为研究者提供新的研究材料。
作者简介
夏衍(1900-1995),原名沈乃熙,字端先,浙江杭州人,著名文学家,电影、戏剧作家,文艺评论家,翻译家。20世纪20年代在日本留学,归国后从事工人运动和革命文化翻译工作,曾参与筹建“中国左翼作家联盟”、“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”,任党领导的电影小组组长,主编《救亡日报》、《华商报》、《新华日报》等进步报纸;抗战胜利后赴新加坡接触东南亚文化界人士,1949年后历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、外交部亚洲司首任司长、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等,“文革”期间受尽折磨,1977年平反后恢复工作,历任政协常委、文化部顾问、中国文联副主席、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、中顾委委员等。目录
出版说明我们的爸爸夏衍(代序)
1931年(1封)
1939年(1封)
1940年(1封)
1941年(1封)
1947年(1封)
1948年(1封)
1951年(3封)
1952年(2封)
1953年(1封)
1954年(2封)
1955年(1封)
1956年(2封)
1959年(1封)
1962年(3封)
1963年(1封)
1964年(1封)
1975年(9封)
1976年(8封)
1977年(14封)
1978年(13封)
1979年(10封)
1980年(6封)
1981年(13封)
1982年(24封)
1983年(21封)
1984年(24封)
1985年(9封)
1986年(18封)
1987年(28封)
1988年(14封)
1989年(26封)
1990年(16封)
1991年(10封)
1992年(2封)
未署年(57封)
精彩书摘
致 沈 祖 安祖安同志:
沈宁告诉我你打来了电话。承关注,甚感。
关于捐献文物的事,以及“一不要发奖金,二不要给奖状”,这是我的宿愿。此等身外之物,送请国家保存,比留给子女好些。我当时收藏这些东西,除了个人爱好之外,也有一点怕文物流失到外国的意思。和我同时跑琉璃厂的人,如田家英、邓拓、李初梨等,都有这种想法。所以献出之后,就算了却一场心事也。
我收藏东西很杂,不成体系,所以汪济英同志来时,我谈过是否展出,一切由“浙博”酌定,我没有意见。因此,文物局的《情况反映》所说的“准备出版选集”,我看没有什么必要。
您如方便,请和文化厅或“浙博”的负责人把我的意思告诉他们,目前出版事业困难很多,千万不要让他们背这种赔本的包袱。
还有一件事,即我的收藏今春中国画院借去展览过一次,后来就有不少人找上门来,要和我合办展览,也有人希望我捐献给这个“馆”、那个“社”的,所以“浙博”入藏之后,是否可以通过新华社发一条消息,让人家知道我已经捐出了,省得别人再来打主意——周培源的文物捐献给故乡之后,也是这样办的,是否可行, 请酌。
至于“浙一师”之事,我的确和汪济英同志谈过,现在有点后悔,我太多管闲事了!管多了,不仅干涉“内政”,这类事甚至有“地方主义”之嫌也。所以你知道就是,不足为外人道也。
您的健康情况如何,入冬务希珍摄。匆此问好!
夏衍 十一月八日(1991)
致 陈 白 尘
白尘同志:
柯灵同志来信,奉呈一阅,这些都是过去的事了,越计较就会越麻烦,于公对此也有过分之处,但我也无法劝阻。除复柯公一信,劝他息事宁人之外,望你也能在适当时候婉言几句,同时,对“史”的写法分寸上,盼能严守实事求是方针,千万不要受双方意气之争的干扰为好。匆匆问好,在苏、在宁都承照拂,甚感。遇刘、惠、匡、陈时,乞代致谢。
嫂夫人均此。
夏衍 五、七(1984)
附录:
夏公:
姑苏一面,看到您好精神矍铄,十分高兴。现在您想已安返北京了。
这次开会,有一件我万万料不到的事,就是于伶同志对我含沙射影的攻击。我觉得有必要向您说明一些情况,通一通气。
1981年12月,我应香港中文大学之邀,参加现代文学研讨会,写了题为《上海沦陷期间戏剧文学管窥》的论文(后来收在《剧场偶记》一书中)。我作此文,原因是(一)中文大学的讨论题明确规定为“四十年代华东华南文学”,因此我只能谈沦陷期间的戏剧文学。(二)我只在沦陷期间参加戏剧活动,自然只能谈我所知道和熟悉的。而且“孤岛”时期和沦陷时期情况不同,各有特点,也不宜混为一谈。(三)“孤岛”时期的戏剧,谈者已多,而沦陷时期的戏剧,从来无人谈过,我觉得有谈一谈的必要。当我定题和写作时,也曾考虑到:“孤岛”剧运是于伶领导的,不提于伶和“孤岛”剧运,他可能不高兴。因此我在论文里开宗明义,说明论述的范围,限于沦陷时期,而且强调指出:话剧的繁荣和职业化,“孤岛时期奠定了基础,沦陷时期是它的继续和发展”。指明沦陷时期的戏剧,遵循的是“中国进步话剧运动的轨道”。丝毫也没有抹煞“孤岛”话剧成就的意思。原文俱在,可以复按。而且我本身亲历“孤岛”风雨,所写宣扬党领导“孤岛”战绩的文字,就有多篇。最近为阿英的剧本《海国英雄》作序,就特别提到《阿英剧作选》:“篇首有夏衍和于伶同志的序文,他们或是阿英同志的世纪同龄人,或同为‘孤岛’剧运的创导者,长期并肩作战的‘生死患难交’,序文中对阿英同志有周详恳切的介绍,读者可以参阅。”还特别将此事告诉了于伶。我对“孤岛”文学、戏剧的论点,白纸黑字,深信绝不会引起任何误解,我怎么也想不到,我谈沦陷时期的上海话剧,会招来于伶如此强烈的不满。
我和于伶素无芥蒂,一直把他当革命前辈看待,而且因为您和他的关系,我特别对他尊敬,表示亲近。但在一年多以前,我逐渐感到了他对我的隔膜和嫌隙。去年春,白尘来信约我到南京参加《中国现代戏剧史》编写讨论会,信里明说,他已请于伶通知我,但于伶对我只字不提。后来我到于伶家里看望他,他不在,我问柏李,老于去了哪里,柏李含糊其词,不肯告诉我。事后我知道,是因为迎取潘汉年同志的骨灰,去了湖南。于伶去哪里,当然没有告诉我的必要。但运骨灰并非什么机密事,我专程登门拜访,而竟采取这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态度,这就充分证明了对我的有意冷淡。此外我又看到,于伶写回忆文章,谈到三十年代的“影评小组”,遍提所有的成员,就是不提我;他谈“孤岛”剧运,说得到文艺界的支持,当时在上海的作家几乎都提到了,就是不提我,而那时上海剧艺社主持的《戏剧周刊》,就是在《文汇报》发刊的,有些重要的戏剧评论文章,就发表在我编的副刊《世纪风》里。我绝不是要借重于伶替我作政治或业务鉴定,我深信这是您可以理解的,但于伶这样的故意抹煞事实,却分明地表现了他对我的不友好态度。最奇怪的是,他对我出版作品和发表文章,也表示不快,告诉凌鹤说:“柯灵一年要出几本书(这不是事实),有人要他的文章,也有人要出他的书。”但于伶虽然这样对待我,我一直不以为意,并且将信将疑,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。
这次去苏州以前,我又特别跑去看他,送给他《散文选》,希望消除隔阂。我扪心自问,从来没有任何对不起他的地方。但他一到苏州,我就看出他对我的抵触情绪,形诸辞色,已经到了爆发点。四月二十六号晚间,我和白尘等六人到南林宾馆看您的时候,谈到上海筹开文代会的事,于伶就一再指着我说:“你不是去参加了吗?”意在向你暗示,我是参与其事的。第二天下午,有您参加的戏剧史编写讨论会上,他索性借题发挥,什么“论客”,“两面派”,“挑拨是非”,“当面一套、背后一套”的混骂。我耳聋,听不大清楚,这类污水,也泼不到我身上,我只是不明白,他何以如此激昂。后来忽然听到说:“有人说只有1941年以后才有话剧。 ”这才起了疑心,立刻问在我身旁管录音机的陈雪岭(编写组成员),于伶说的确是这句话。我感到奇怪,谁能发表这样缺乏常识的议论呢?会后我问了葛一虹,他是否看到过这类文章,他说没有。因为他刚读过我的《上海沦陷期间戏剧文学管窥》,问他此文论点是否有什么错误偏颇,他认为论点是公允的。我另问熟悉戏剧界情况的编写组成员马明,他也说没有听说过类似的文章或议论。我再次向陈雪岭了解,据说于伶当时说的是:“有人说三十年代上海没有文学和话剧,只是到了 1941年以后,有了钱钟书和杨绛,才有文学和话剧。 ”当天晚上,陈雪岭为了核实材料,专访于伶,了解这种议论或文章的出处。于伶说不出来,但又大骂了一通费穆。这样一来,谜底揭晓,事实就非常清楚了:我在《管窥》一文中赞美了杨绛,在《散文选》中又有一文揄扬钱钟书,这就是于伶歪曲为“有了钱、杨,才有文学话剧”的由来。夏志清在《中国现代小说史》中捧钱钟书,夏是反共的,所以于伶在会上又攻击说:“已经知道他是反共的,还多说什么呢?”我在《管窥》中肯定费穆的爱国主义,于伶就在会上和会后骂费穆。这实际都是拐了弯骂我。我这才完全弄清楚,于伶深文周纳,指桑骂槐,目标是针对着我的。
我历尽沧桑,余年无多,只想写点东西,他无所求。而这种事情,完全是非所逆料的。但于伶这样捏造事实,公开攻击的场合是在《中国现代戏剧史》的编写讨论会上,而且当着您(“左联”主要发起人和领导人之一),当着几位左翼戏剧运动的前辈,和当代专业话剧史研究者的面,真可谓“辣手辣脚”了。根据于伶善于冲动的习惯,估计他还不会善罢甘休,可能到处乱说,弄得飞短流长,在不明真相的人中间,无端陷我于不义。我考虑再四,临离苏州前,和白尘谈了,并向他表示,也将和您通一通气,目的是息事宁人,希望不再节外生枝。白尘分析说:于伶对我不满,可能有历史原因。那就是说,于伶对黄佐临和“苦干”不满,我偏偏参加了“苦干”,而又写文章肯定了“苦干”和黄佐临的艺术成就。这大概是实情,但这也未免太使人作难了吧!白尘又说:“我们还以为你耳聋,听不见,也就过去了。”不幸我恰巧听到了关键性的一句话。世上的事,有时也真不可究诘。
您这次在苏州会议上的讲话,普遍的反应是胸襟开阔,立论公允,雅有老革命和艺术家的气度,感到很受教育。于伶已到望八之年,长期追随着您,而竟如此褊狭和不近人情,我真代他感到遗憾。
附呈《剧场偶记》,备参阅。为了这无中生有的烦恼,累您花宝贵的时间精力来读这封信,我很抱歉。
此致
敬礼,并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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柯灵上 1984.5.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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